我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进入临床试验阶段——意念控物已在路上

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6月2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(měirìdiànxùn)》发表题为《有人说(shuō)达·芬奇是“西方的苏颂”，那么苏颂又(yòu)是谁？》的报道。 漫漫(mànmàn)历史长河中，有一位博学多才的“观星宰相”。他既是朝中重臣，又是科研先锋；他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台，被认为是“现代钟表鼻祖”；他组织编纂的《新仪象法要》，被称为世界上(shàng)最(zuì)早、最完整的机械图纸；他编校完成的21卷(juǎn)《本草图经》，则(zé)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…… 他就是北宋天文学家、药物学家、政治家和诗人(shīrén)苏颂。 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的纪录片说：“有人认为苏颂(sūsòng)是(shì)‘中国的达·芬奇’，但(dàn)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达·芬奇是‘西方的苏颂’。”但在当代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苏颂的名字和事迹。 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的苏颂公园内，一座三层红色(hóngsè)木阁楼因为造型独特，格外引人注目(yǐnrénzhùmù)。这是根据苏颂领导研发(yánfā)的水运仪象台1：1复刻还原的。 进入这座复刻的水运仪象台(tái)内部，精巧的设计让人啧啧称奇。这台“天文钟”由水驱动，但并非简单(jiǎndān)地用水冲击水轮(shuǐlún)，而是通过精巧的机械设计确保水流量恒定，再通过枢轮及控制机构实现精度极高的回转运动，从而(cóngér)实现精准报时。 水运仪象台(tái)中层(zhōngcéng)的密室浑象(húnxiàng)，用于实时演示天体(tiāntǐ)运动。除署名外组图均为夏海滨 摄　　更令人赞叹的是(shì)，水运仪象台的顶层是一台浑仪。它(tā)起源于西汉，是古代的“天文观测台”，可以(kěyǐ)通过观测星辰(xīngchén)变化，调整“天文钟”的“日出”和“日落”报时准确度，还让古人早早地区分了“冬令时”和“夏令时”；仪象台的中层是用于展示天象变化的浑象；底层则是动力装置及计时、报时机构，通过齿轮传动系统与浑仪、浑象相联。这座巨大的“天文钟”各部件环环相扣、紧密相连，实现了天文观测和报时的“浑然一体”。 当年，作为“专家型官员”的苏颂接到任务后，四处(sìchù)网罗人才，发现了韩公廉(hángōnglián)、王(wáng)沇之等有技术专长的骨干，组成了研制水运仪象(yíxiàng)台的“课题组”。经过3年多的研发和制造，世界上第一台兼具天文观测和精准报时功能的水运仪象台横空出世。 然而，天有不(bù)测风云，水运仪象台(tái)在金兵南下后，被人(rén)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转移至燕京（今北京地区）。此后因经纬度发生变化，且金人不懂如何调整，它无法实现精准报时和(hé)相应的天文观测，遂被遗弃，后来原件也被毁坏。进入南宋时期，宋高宗(sònggāozōng)曾试图组织人手重建水运仪象台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重建计划无疾而终。 矗立于厦门市同安区苏颂公园的(de)水运仪象台的1：1复刻品。　　苏颂的头衔(tóuxián)有不少，他既是元祐七年（公元1092年）的宰相，又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天文学家、天文机械制造家、药物学家和(hé)著名诗人。集诸多头衔于一身，这与(yǔ)苏颂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。 北宋天禧四年（公元1020年），苏颂出生于福建同安县芦山堂（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关）。“苏颂的(de)父亲苏绅是翰林院学士，母亲(mǔqīn)陈氏(chénshì)也来自大户人家。陈氏在嫁给苏家时，嫁妆里就有一些天文仪器。”据苏颂后人、厦门市同安芦山堂苏颂研究会创会(chuànghuì)会长苏清祥介绍，幼时(yòushí)的苏颂经常拿着这套天文仪器仰望星空。来自父亲的口传心授，让天文的种子在苏颂心中生了(le)根。 在(zài)厦门市同安区科技馆，还陈列着苏颂的(de)另一项天文仪器——假天仪的复刻模型。它(tā)形如球状竹笼，外层糊纸，再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。当人(dāngrén)悬坐球内，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，星光自孔透入，就能全面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。“可以说，假天仪是古时候人们观测星空的‘AR（增强现实）设备’，借助这个(zhègè)仪器，即使不懂天文的人也能轻易掌握二十八(èrshíbā)星宿的位置。”同安区科技馆馆长高水满说。 放置于同安区科技馆(kējìguǎn)的假天仪的笼象内部，其主要用来演示我们所看到的星空。　　不论是水运仪象台还是假天仪，都是北宋时期科技水平(shuǐpíng)高度发达的体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苏颂还将精密仪器的研发和(hé)制造工序详实记录下来，形成(xíngchéng)了《新仪象法要》。 “这就好比我把(bǎ)东西做出来，还管‘售后’。《新仪象法要》被认为是(shì)世界上最早(zuìzǎo)的‘机械使用说明书(shuōmíngshū)’。”高水满(gāoshuǐmǎn)介绍，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、建造和使用方法，其中有关“擒纵器”（近现代钟表上的关键机械结构）的描述，证实了擒纵器最早由中国人发明。 英国著名科技史研究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中写道：苏颂把(bǎ)时钟机械和观察用(yòng)浑仪结合起来，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。因此可以说，他(tā)比(bǐ)罗伯特·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，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。 生逢其时的(de)“六边形战士” 古代官员中能(néng)成为“一代名相”的人并不多，做(zuò)名垂后世的天文学家、药学家或诗人也非易事，但苏颂却是同时拥有(yōngyǒu)这些身份的“六边形战士”。 有的人天资聪颖，出生时的“技能(jìnéng)点”都“点”在了天赋上；有的人后天(hòutiān)发力，在成长过程中把“技能点”都“加”在了勤奋上。但对苏颂而言，他在幼年时期就爱观星望月，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通读史书(shǐshū)典籍，又有机会将爱好与(yǔ)实践结合，最终成为(chéngwéi)一代大家。 在古代历史(lìshǐ)上(shàng)，中医中药一直被视为珍贵的(de)资源，但直至北宋，我们一直没有一本涵盖全国各地草药名录且图文并茂的参考书。于是，宋仁宗将“全国中草药普查”的任务交予了苏颂。 北宋嘉祐年间(niánjiān)，苏颂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一批有经验的儒臣，一同审定出版了《神农本草》《急备(jíbèi)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(děng)医学书籍，并与掌禹锡、林亿等人联合完成了《补注神农本草》20卷。 编审这些书目时，苏颂发现前人编纂的(de)药典有一些谬误。为了勘误，他建议各路州县派人将当地产的药仔细辨认(biànrèn)根、茎、苗、叶、花(huā)、实、形色和大小，并将虫、鱼、鸟、兽(shòu)、玉石等能入药的材料一一画图，说明成长过程、收采时间及相应功效。同时，他们还对(duì)海外来的药物进行取样分析，并送京城绘成本草图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(zhíwù)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。后世认为，《本草图经》给李时珍(lǐshízhēn)编纂《本草纲目》提供了直接灵感。 经过4年的集纳和修订，苏颂编撰完成了共计21卷的《本草图经》。全书收集药物780种(zhǒng)，新增全国(quánguó)民间药物103种，在635种药名下绘图933幅，内容广泛而充实(chōngshí)。 “北宋苏颂(sūsòng)《本草图(cǎotú)经》达到了世界（药学）的最高水平。”国际科学史(kēxuéshǐ)研究院院士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这样称赞苏颂。而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认为(wèi)，苏颂的著作远远超越了为《补注神农本草》加附图这种做法本身的价值，他创作了具有全新意义的科学本草书。日本本草学史家冈西为人则认为，苏颂根据天下各郡县所送来的许多标本(biāoběn)和资料，编写了充满渊博学识(xuéshí)的著作，是有关宋代药物的重要资料，其药图对后世的本草研究产生(chǎnshēng)了重要影响。 “来无源委逢秋盛，信有盈亏应月生。”这是苏颂名篇《观潮三首(sānshǒu)》中(zhōng)的诗句，反映了他对潮汐涨落的观察——潮水在(zài)秋天时变大，且往往伴随着月相的盈亏变化。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，苏颂将(jiāng)自己的科研所得倾注在诗句中，被后人称为“科学诗”。 “唐宋的名家大作实在(zài)太(tài)多，苏颂在其中就显得‘名不见经传’，但他的诗确实给后世很多启迪。”高水满说，后人将苏颂的诗篇(shīpiān)集纳成册，编修为《苏魏公文集》，在600多首诗篇中有30余首为“科学诗”，为后人进行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(tígōng)了重要参考。 对现代科学发展的(de)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北宋时(shí)期的(de)中国，可谓是“世界科研的中心”。海外各邦纷纷遣使来宋，试图将先进的科技带回并发扬光大。但宋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国的科技实力却日渐(rìjiàn)衰退，甚至明后期的天文学家“观星(guānxīng)”时，都要借助欧洲发明的望远镜。 有一种声音认为，我国古代天文观测主要为巩固皇权服务(fúwù)，这让苏颂等一批科学家能够调动大量资源。“古时候的皇帝被(bèi)称为天子，‘应天承运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和官吏(guānlì)来观测天象。”苏清祥认为，包括水运仪象台在内的诸多精巧“观星工具(gōngjù)”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(lìshǐbèijǐng)下诞生的。 然而，正因为天文仪器主要服务于当时的极少数人，客观上(shàng)让(ràng)普通人与“观星”无缘。“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(wényìfùxīng)后(hòu)，科研工作对普通人开放(kāifàng)，平民能接触到最新的天文仪器，这为欧洲赶超中国提供了(le)丰沃(fēngwò)的土壤。”厦门市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永富说，相较于欧洲天文研究在文艺复兴后的“平民化”，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却始终未向普通人开放，我国在这场天文观测竞赛中逐渐落于下风。这也是明朝后期中国人“观星”需要借助伽利略制造的天文望远镜的直接原因。 闭关锁国(guó)政策的实施，也客观上拉大(lādà)了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。明朝时期，为防范(fángfàn)倭寇滋扰沿海，统治者推行了“海禁”政策，断绝了东西方(xīfāng)自海路的民间交往(jiāowǎng)。尤其是进入清朝(qīngcháo)后，闭关锁国的实行和“天朝上国”的自大，让中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几乎陷入停滞。高水满说，西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迅速迈入“蒸汽时代”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，加速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(wǒguó)在天文探索领域再次发力：1970年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向外太空发射(fāshè)人造卫星的国家；2003年，随着神舟五号(shénzhōuwǔhào)载人飞船的发射，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(dìsāngè)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…… 近年来，“天宫”空间站实现航天员长期驻留，“嫦娥六号”在月球背面“寻宝”，“天问一号”对火星进行细致(xìzhì)的“凝视”……这些(zhèxiē)伟大的天文探索成就，既有中国人(rén)自古以来对浪漫星空(xīngkōng)的追寻情结，更是对苏颂等前人“观星”的继承。 “倚盖星河檐际直，玉晨钟(chénzhōng)磬枕边听。”苏颂对星空的(de)追寻，如今也已成为后人奋斗的目标。